近來，照顧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而染疫的醫師引發熱議，而 前健保署長楊志良的「Fire他」言論 ，更是惹來不少醫療同業的撻伐，其實這也顯示出醫療界一種情緒的反彈：大眾對醫療人員英雄式的想像，使他們行為被用高道德行為標準檢視，但 事實上醫療人員也只是在過他們的日常，第一時間去脈絡的指責、獵巫、抓戰犯、喊著要「拔官/開除」，對當事人來說，何其無辜 ？
英雄主義與大流行
Cox教授於2020年7月在BMJ《醫療倫理雜誌》刊登的 研究 ：「英雄主義通常涉及自願參與，並承擔一定程度的個人風險以幫助他人。風險不一定涉及人身危險，但可能涉及“人生其他方面的個人犧牲”，例如嚴重的財務後果或社會地位的喪失」。 而醫療行為本身其實就有風險，譬如治療時針扎可能會增加B型肝炎或其他血行感染風險，另外在醫院工作就是暴露在許多具有抗藥性細菌的環境中，但醫護人員的日常工作並沒有被媒體公認為英雄，因為這些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工作的一部分”。
當前大流行發生了什麼變化，促使人們突然覺得醫療人員是英雄？在COVID-19大流行中的照護工作，行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而促使了「英雄敘事」的改變是合理的？
新型流行性疾病(Novel Infectious Disease)的未知性：患病率和致死率如何？是否可康復？會不會影響到工作權和家人…這些不確定性，讓醫護人員在COVID-19大流行中，面臨的風險要比日常的醫療行為所承受的風險大得多。儘管在醫療保健工作中固有一些個人風險，但是這些風險目前被放大，以至於對英雄主義的描述都是合理的。此外， 去年三月疫情剛爆發期間瘋傳的「為你堅守崗位，你為我堅守在家」標語 ，更凸顯了醫護人員通過繼續工作做出重大犧牲的概念。
醫療人員「投入治療的責任義務」如何確立？
醫療人員在當前大流行中的「照護義務」，是一種「特殊」且「積極的」道德義務，源於醫護人員與患者之間的關係。但這樣的立論基礎其實是薄弱的，畢竟醫療人員也是人，他們事實上也有權利拒絕讓自己暴露在這樣的風險底下， 而在許多試圖描述治療義務的論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會契約模式 ：醫護人員有義務根據社會契約來治療，這是「醫學界與整個社區之間的談判」的結果。醫護人員由於其在社會中的地位而享有某些特權（例如，財務、身分與社會地位），作為回報，他們有責任執行治療，儘管這可能需要承擔一定程度的個人風險。
但是「治療的義務」和「所承擔的犧牲或風險」是不能無限上綱的，正如我們不會期待醫生捐出自己的器官給那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因此治療責任建立在醫護人員與社會的社會契約中，那麼在不同情況下應承擔何種程度的個人風險的共識，必須來自社會中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詳細討論。
社會契約理論除了提供了醫療人員「執行照護的責任」的道德理論基礎，也具有另個重要意義： 醫護人員期望互惠的社會義務，作為在履行治療職責時承擔個人風險的回報 。 而這個互惠的社會義務包含了三個層面：政府、醫療機構及大眾。
英雄敘事使真正重要的事被忽略：政府、醫療機構及大眾的責任
讚揚醫護人員英雄主義的媒體報導，使人們的轉移了注意力 ， 從而忽略了大眾應該履行對醫護人員的相互社會義務。譬如有人指出在SARS流行期間，英雄敘事被證明是一種轉移政治注意力的政治工具，可以將注意力從政府的錯誤的決策中轉移開。
政府和醫療機構，對參與防疫的醫療人員負有的互惠職責，包括清楚的溝通與說明可預期及的風險；提供足夠的支持，包含培訓和各項資源(如防疫物資和個人防護裝備PPE)，讓醫療人員得以安全無慮執行工作；提供諮詢和心理支持；如果他們的家人死亡或需要照護，則應給予支持和補償；第一時間得以獲得治療或 疫苗 接種。
公眾層面不僅可以透過納稅或投票支持政府的防疫政策，在大流行期間， 大眾還應通過遵循公共衛生指導來履行對醫護人員的義務 ，例如，遵循社交距離措施，或採取各項防疫措施使感染的傳播最小化，例如戴口罩、咳嗽時摀住嘴、勤洗手等。
英雄敘事在關注個體醫護人員的無私犧牲時，未能提醒公眾、醫療機構和政府的應該肩負起相對應的責任義務，這樣的敘事讓大眾沒有意識到醫療人員的治療義務與對等的社會義務，有著不可忽視的關係。
英雄敘事對醫療人員的負面影響
媒體對英雄主義概念的過度使用還可能暗示所有醫護人員必須是英雄，這對醫護人員本身也會產生負面的心理影響。
我在前一篇文章也提到： 「在COVID19的大流行，媒體和政治人物的語言往往將疫情「軍事化」，如：醫療人員在 『前線/第一線(frontline)』 採檢、防疫『 大作戰 』，而醫療人員也在這樣的脈絡下 『被英雄化』 ，必須毫無疑問的「犧牲健康或性命」以拯救受疫情影響的人們， 『對抗敵人（病原體或是病人）』」 。但相對於軍人，醫療人員的誓詞事實上並沒有承諾要「以命相搏」，但疫情用語軍事化，往往把兩者間的區別掩蓋起來，並把照顧病人的「義務」與「意願」混為一談。
因此，將所有醫護人員描述為英雄是一個根本問題。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上班的醫護人員接受超出他們合理預期的個人風險，因為這太過苛刻了；簡而言之，我們不能指望英雄主義。
在現代醫療中，接觸傳染病的風險並不普遍，某些醫護人員可能會認為，大量接觸病原體並不是其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假設所有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的人，都在大流行中為工作可能引起的高風險做好準備。
英雄主義的敘述，讓醫療人員的「職責」vs「恐懼或衝突之類」的情緒，幾乎沒有被看見的空間。
我們必須認知到醫護人員在面臨個人風險的恐懼和焦慮，並試圖去支持與幫助他們。因此我們(包含媒體)，都應該可以避免將所有醫護人員都貼上「英雄」的標籤，從而給他們施加壓力，使他們採取超出合理期望的方式行事。
沒有人希望自己得病，而在醫療現場工作的每個人更是如此， 第一時間去脈絡的指責、獵巫、抓戰犯、喊著要「拔官/開除」，都只是再再顯示了英雄式敘述中，忽略了政府、機構與大眾的責任。 與其指責，該重新檢視的事醫療院所裡人力是否充足？個人防護裝具是否完備？照顧感染性患者的醫師是否有足夠的教育訓練和保護賠償措施？而針對這樣的狀況指揮中心是否需要更新醫師照護的指導建議？大眾是不是能繼續配合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醫療人員也是普通人，所以不用再叫我們英雄了，只要大家在各自的位置做好自己的事，那就是最好的支持了！
延伸閱讀
- Cox CL‘Healthcare Heroes’: problems with media focus on heroism from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20; 46: 510-513.
